这是一个复杂而又令人迷惑的问题……

很少有行业像中国银行业那样让人又爱又嫉。半个世纪前，其无甚国际地位，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稳居高位；以资产规模达5.11万亿美元的工行为例，2021年其总资产位列全球第一，可谓名副其实的宇宙行。

但市值而言，尚有空间。像工行2020年末资产规模为摩根大通的1.5倍，市值却只是后者的一半多。某种程度上，部分投资者并不看好银行的投资价值。

“盈利增速超预期！第三季度营收、归母净利润增速最高超40%。”三季报甫出，市场哗然：中芯国际(将于11月11日发布季报)之外，A股公司营业收入共计47万亿，银行最赚；而工、农、中、建、招商等前五大银行利润就占A股的22.3%。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从各申万一级行业(2021)的业绩表现来看，石油石化、银行、建筑装饰等堪称沪深两市营收大户；银行净利润则超万亿。

从单家公司的营业收入来看，中国石化2033.50亿、中国石油18803.41亿、中国建筑13370.48亿、中国平安9046.29亿、中国中铁7702.18亿。

盈利而言，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最高的前五家公司为工商银行2518.21亿、建设银行2321.53亿、农业银行1867.09亿、中国银行1635.23亿、招商银行936.15亿。

银行业的这种“挣钱”效应再度引发“暴利”、“让利”一说。就国际排名来看，中国银行业超过中国的实体企业，“银行暴利”之争从未消停，尽管其PB(市净率)估值并不高。

“你看，招商、兴业、平安银行的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是22.2%、23.4%、30.1%——为什么仍然讲应该让银行让利，而不是继续减税？这就是证据。三季度GDP增速4.9%、前三季度GDP增速9.8%，而银行利润增速是经济增速的多倍。银行赚的钱太多了，让利是理所应当的。”一位资深私募人士说。

值得一提的是，11月1日，国务院总理在参加市场监管总局会议上提到，由于多方面原因，当前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1亿多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底气、韧性所在，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础。要针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困难，研究制定新的阶段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普惠直达市场主体，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运用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岗、职业培训。

但这位人士没有看到的是，同期的民生、浦发银行净利润负增长，其同比增速分别是-4.9%、-7.2%。

换言之，金融系统在2020年让利1.5万亿之后，上市银行2021年前三季度的总体表现仍颇为亮眼；经济增速承压下，这是否意味着金融机构还需要对实体经济让利？

在一位银行家看来，不应该经济暂时困难就眼红银行赚钱。他说，银行赚钱了，才能带动其他行业渡过难关。如果银行自身难保，它怎么支持其他行业和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首先要解决应收款被拖欠的问题。其实，“经济下行中，有个别行业赚钱应该高兴才对。”

就此，也有声音认为，本质上，是在经济好的时候，利润水平还可以，企业觉得能承受高利率，就不去和银行议价。也因为中小企业是弱势群体，没有议价能力，反而会为了获得贷款而加价等。

“银行不让利，中小企业难过，亏损乃至破产，银行坏账与不良增加，才会是银行业的真‘难过’。”上述资深私募人士认为。

那么，金融机构到底还能不能再让利呢？不妨回放一下，其如何让利1.5万亿的：

2020年11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刘国强介绍，2020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通过降低利率、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减少收费、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其时，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介绍了银行业保险业减费让利的情况。2020年前三季度，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费让利1873亿元，预计银行业2020年全年可实现减费让利3600亿元左右。

而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在其撰写的《金融让利1.5万亿：如何实现、能否持续》一文中表示，关于让利实现方式已明确：

一是，“ 让利1.5万亿元”的主体指的是整个金融系统。其中包括人民银行(央行)，而不是仅指商业性金融机构，更不是仅指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是，贷款和债券利率下行，根本上是央行实施降息降准的结果。2020年央行坚持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短期政策利率、以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作为中期政策利率，根据宏观形势变化，及时实施降息降准。其中，MLF利率累计下调30个基点，带动LPR同步累计下调30个基点；通过降准累计向存款性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2018年以来通过降准累计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大大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这成为推动贷款和债券利率整体降低50个基点左右最重要的原因。

三是，让利的主要承担方并非商业银行。由于MLF主要资金供应方是央行，降准也主要是从央行向商业银行释放长期资金，再加上央行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支持优惠利率贷款部分，实际上就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减少了央行的收益。

“贷款和债券利率下降，又推动商业银行适度下调存款利率，包括央行推动的清理银行理财和资管业务、结构性存款、互联网存款等，也推动存款利率的下降，这就使得存款人的收益随之减少。”王永利称，“由此，金融让利1.5万亿元中，实际上绝大部分来之于央行的让利和存款人的让利，而并非主要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承担。”

上述私募人士就此称，这说明商业银行基本上让利不多。但大家还以为是商业银行让利了1.5万亿。这不也表示商业银行赚钱太多了吗？

对此，反驳的声音是：“1-9月，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5.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4.7%的情况下，银行如何让利？银行让利就能解决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吗？”

若辩证来看，会发现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速高，或因去年的基数太低，而银行业没有这样的同比低基数。去年疫情最严重时，除了必需品，近乎全行业停产、停工，直到当年三季度才开始恢复，包括2020年前三季度GDP增速都没转正。由于行业属性，银行业的影响相对较小。在低基数下，国有企业利润、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非常高。因此，上述私募人士称，二者可比性或不大。

“银行不能解决困难吗？起码能缓解中小企业困难程度。国家多次减费降税，恰恰说明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程度非常高。正因为觉得不足以通过减费降税解决问题，才让银行业让利。而银行业的让利程度可能远远不足。”这位私募人士称。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还是需要事实与数据来说话，以避免所谓的“口水战”。

二

如果细究三季度的银行利润贡献，会发现，城商行贡献最高营收、净利增速；但国有行利润增速表现亮眼。

浙商证券研报认为，上市银行三季报累计利润增速13.4%，较21H1加速0.7百分点；营收增速7.7%，较21H1加速1.8百分点。并且这种加速在考虑基数效应之后也成立，利润和营收19-21年三季报复合增速分别为2.3%和6.4%。

不过，银行利润增速之间差异巨大，从-7%至+30%不等。浙商证券分析，资产质量的差异是核心差异之一；这一点在股份行体现尤为明显。资产质量优异的股份行，利润增速明显超越营收增速，比如平安、兴业、招行。资产质量承压的银行，营收也承受转型压力，比如民生和浦发营收负增长。

据经济观察网记者统计，六家城商行第三季度营收、归母净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幅。增幅排名居前的分别为厦门银行第三季度营收14.40亿元，同比增长40.13%，归母净利润4.42亿元，同比增长45.68%；宁波银行第三季度营收138.59亿元，同比增长34.82%，归母净利润47.88亿元，同比增长39.67%；杭州银行第三季度营收75.01亿元，同比增长29.36%，归母净利润20.29亿元，同比增长34.47%；成都银行第三季度营收45.94亿元，同比增长27.27%，归母净利润17.41亿元，同比增长20.33%。

6家股份行报告期内均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其中营收增速最高的为浙商银行，该行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3.76%，实现营收145.13亿元。归母净利润增速从高到低分别为平安银行32.50%、招商银行22.2%、兴业银行24.07%、中信银行11.85%、浙商银行10.63%。

对此，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带动盈利能力提升；二是商业银行业务结构继续调整，中间业务等对收入和盈利的贡献提升。比如已公布三季度数据的银行中，多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达到或超过30%。三是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有所改善，带动经营效益提升。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保持相对宽松货币政策，银行负债端成本有所下降，加之商业银行更加注重财务计划和运营管理的精细化，进一步降低运行成本，增厚了银行利润空间。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亦认为，总体来看，今年经济增速较高是恢复性增长，带来银行业收入和利润的高增长。后续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银行业也将更加追求高质量发展，收入结构更加优化，数字化转型加快。

业绩归因来看，华西证券称，拨备计提仍是最大正贡献因子，其他非息贡献度提升，减值计提贡献度下降。具体诸如：手续费收入增速放缓，其他非息快增；手续费收入对银行业绩的正贡献边际回落，有基数抬高的影响，但预计财富管理相关业务仍贡献稳定收益，银行零售 AUM较年初增幅处于10%-20%区间，财富管理将成为银行业绩主要增长点。

实际上，银行的表现分化。在浙商证券看来，国有行利润增速表现亮眼，股份行增速下行。21Q1-3国有行、城商行、农商行利润同比分别+13.2%、 13.0%、17.0%、13.6%，增速环比分别+1.0%、2.1%、1.6%。而盈利增速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其他非息支撑。

但不管怎样，“按照央行讲的实际贷款平均利率降到了有数据统计以来最低的4.6%左右，对比1.5%的存款利率，利差是存款利率的两倍，这还不算高吗？”一位市场人士称。

三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银行的问题是利差大，赚钱太容易。如果让利，应该向存款人让才对。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太少，都变相补贴银行了。”一位金融专家告诉经济观察网。

从另一种角度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认为，危机时期商业银行代行一部分政策性功能，也不奇怪。关键的问题是，将来由谁来承担主要的财务责任。

事实上，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20年前6个月，新增贷款达到12.09万亿，同比增长了25%左右。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了25.4%，比平均余额增长幅度高出12个百分点。信贷反周期扩张，尤其是小微企业信贷反周期扩张，反映的是政策功能，而不完全是市场化信贷决策的结果。

但在黄益平看来，“让利”一说值得商榷。他认为，银行利润增长创新高，不是让利不够，而可能是利率市场化不到位。“未必需要提高存款利率，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就行。”

现实是目前经济承压情况下，“加息”可能会混淆视听。“任何时候，落脚点都不应该是提高或者降低利率。而应由市场来决定合理的水平。”黄益平认为。

其实，“今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利润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去年基数相对较低)，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4.7%，三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4.3%，均远高于商业银行。”王永利称。

王永利分析，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经营压力和盈利水平明显分化，确实出现一些企业非常困难。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包括政府与市场，金融与企业，供应链上下游、龙头企业与依附企业的矛盾等，不是简单的银行让利就能解决。当然，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情况下，央行一年期MLF和LPR一直保持去年4月的水平不变，可能比较高了，这是否意味着有降息空间？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否还有发力空间？

此时，全球货币政策而言，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全球瞩目的美联储Taper时刻亦如期而至。北京时间11月4日凌晨两点，Taper落地。美联储宣布本月开始执行Taper，每月缩减150亿，2022年中期结束购债。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分析，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不变，宣布从11月开始实施Taper，每个月减少购买100亿美债、50亿美元MBS，预计将于2022年中期结束购债，并表示若有需要可以调整缩债步伐。从会议声明和鲍威尔讲话来看，美联储对“暂时性通胀”的立场有所动摇，并暗示2022Q3可能将满足加息条件。“本次Taper方案没有超预期鹰派。”

从大类资产表现来看，FOMC决议公布后，标普500指数持续走高，最终收涨0.65%；10Y美债收益率较会议前上升4bp至1.60%；美元指数由会议前的94.08下跌至93.87；现货黄金由会议前的1765美元/盎司小幅上涨至1770美元/盎司。

熊园认为，美股上涨和美元下跌，主要反映了市场认为Taper节奏并未超预期鹰派；而美债收益率和黄金同步上行更多反映了美联储对通胀的担忧加剧以及加息预期的升温。

这种情况下，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如何行稳致远，当下市场似乎仍在静待政策底。

如果不考虑宏观环境、经济周期、行业监管以及市场等因素，回到银行低估值，投资者“看衰银行论”的问题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以个人名义在《中国银行业》杂志上撰文指出，“看衰银行论”的产生，根源是在全球经济增速下降、杠杆率攀升、金融科技冲击、资本市场发展的背景下，银行商业模式特点的优势下降、劣势被放大。

譬如，银行经营风险、跨期交易的特点。银行是唯一一个以货币(一般等价物)为经营对象的行业，表面是经营货币，实质是经营风险。此外，银行需要资本、商业模式较“重”的特点。不过，“对商业银行也不必过于悲观。由于大银行的稳定性和在低估值下较高的股息率，银行仍有一定投资价值。”

在周琼看来，资产规模在人民币万亿元以上的大型银行，既需要有战略重点和特色，也需要业务较为均衡发展，互相促进带动，分散经营风险。

诚然，从197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以上年末资产规模排名，开始发布的300家全球大银行榜单来看，周琼分析，中国银行业助力了中国经济时空压缩式的跨越式发展，自身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千家大银行榜单上从占比微乎其微到稳居高位。

但与此同时，周琼称，中国银行业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中国银行业在国际上的排名超过了中国实体企业，“银行暴利”之争不绝于耳；部分投资者不看好银行的投资价值，对银行的未来发展、风险暴露抱有疑虑。事实上，中国银行业利润规模大主要源于其资产规模大，而ROA、ROE在国际上处于合理水平。中国银行业的上述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宏观杠杆率较高等问题值得关注。

未来，“中国银行业需要在服务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继续探索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努力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使潜在风险逐步化解、杠杆率稳中有降。”周琼表示。

而某种程度上，这其实关乎金融如何向善的问题。共同富裕框架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前行长刘晓春认为，市场、金融要促进共同富裕，就要抑制其可能的负向作用，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包括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引导其向善的作用。就金融而言，可以做“金融服务向善、金融机构向善、金融监管向善”等三方面的工作。

金融服务向善来看。首先，发展普惠金融。金融支持共同富裕，普惠金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中，必须始终明确，普惠金融不是三次分配，不是慈善救济，依然是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必须商业可持续。其次，金融支持共同富裕，必须大力推动ESG投资，从共同富裕的角度说，应该成为金融服务的硬约束。金融监管向善而言，金融监管方式，对于需要禁止的行为，必须明确界限，具有执行的可操作性；对于需要鼓励的行为，则尽可能用引导性政策手段，借助市场机制达到目的。

金融机构向善方面，刘晓春认为，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中要求服务对象做到的ESG方面的内容，在自身的经营管理中也应该做到。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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