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郭梓昊 石恩泽

“无趣。”

从业20年的音乐人钟立民有些不屑。近些年，音乐节主题越来越花里胡哨，演出乐队阵容也多次出现雷同，但飙升的票价却让人无法接受。“这根本不叫音乐节，就是件流水线商品。”钟立民愤愤地说。

今年11月16日，广州草莓音乐节早鸟票开售，售价380元单日票、580的两日票瞬间卖空，在黄牛市场更是炒到上千元。从地下到地上、从边缘到主流、从小众到全民，音乐节在中国扎根的第二十一年，一切都变得不同。

最初，人人怀着对遥远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幻想，在荒芜的中国大地上播种、耕种，一批人领着另一批人，建立起最开始的音乐节乌托邦，启蒙了一代人的摇滚梦。

2014年长江迷笛音乐节 受访者供图 摄影师：ZERO宇轩

后来，情怀慢慢成为了一门生意。城市名片、商业赞助、旅游项目，附加在音乐节身上的商业味道越来越重，音乐节在走向大众的同时，也全方面迈向商业化。

如今，随着这门生意走向垄断，开始遭到流量反噬，行业问题暴露：“饭圈化”、演出阵容雷同、票价飙升等问题，深受乐迷诟病；音乐节遍地开花后，能够叫出名字的品牌越来越少，更多是商业孵化的快餐产物......

“人们对音乐节的理解似乎出了问题，时髦就行了。”在钟立民看来，音乐节早已从情怀式的乌托邦，成为一件文娱产品、一桩潮流生意。“他们忘了，音乐节原本该长什么样。”

乌托邦

作为中国第一个被人熟知的音乐节品牌，迷笛音乐节的出现始于一场学生毕业典礼。

1981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张帆，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磁带里第一次听到了摇滚乐，“这么棒的音乐当时就让我疯了。”12年后，张帆在北京香山脚下瑞王坟附近的一所小屋里，创办了迷笛音乐学校——传说中中国最大的摇滚基地，也是迷笛音乐节的诞生地。

“对于音乐节，我们最初并没有抱着多么宏伟、伟大的理想。当时迷笛音乐学校有很多毕业生，他们就想做一个毕业汇演，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带来现场。”北京迷笛演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曼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第一次毕业汇演只有1000人左右的规模，观众就是演员，不分你我。又因为完全免票，包括迷笛音乐学校周围农家院的街坊、建筑工人，都被邀请来玩，现场还有免费的啤酒和烤串。

第一届迷笛音乐节现场 图源：网络

创始人张帆也曾在采访中说道：“第一届迷笛音乐节非常特殊，免费的，红砖墙的隔壁就是工地，所以很多光着膀子的民工师傅拿梯子趴那看。我说进来吧哥们，然后他们全部进来了。音乐就是这样，自由、没有等级、没有富贵贫穷，是最直接最朴实的事情。”

乌托邦，是人们用来描绘当年迷笛时最常提及的词汇。

那时，人们对音乐节的想象都来自遥远的伍德斯托克。1969年，50万年轻嬉皮士汇集在纽约州东北边的一个不知名小镇，在人堆里翻腾、在泥浆里打滚，听一个名叫里奇·海文斯的黑人歌手高歌：自由，自由，自由……借由摇滚乐来呼唤爱与和平，不分年龄、阶级和种族的拥抱。

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也曾想前往伍德斯托克表演，但被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禁止入境。

只停留在记忆中的伍德斯托克

“早期的音乐节就像一颗刚刚发芽的种子。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很纯粹，然后又充满希望。”钟立民说，有些乐队即便住着地下室、打着额外的零工，也会在周末赶赴音乐节现场，不收演出费，只为享受其中。

大学生王烁也在这时接触了摇滚乐，着魔般地喜欢上。攒下每个月的饭钱，隔三岔五去一趟迷笛音乐节，对她来说是一种“朝圣”。在最初的迷笛，能看到卖烤肠的村民、画着浓浓烟熏妆的朋克青年、光着膀子的纹身乐手；耳里听到的除了噪动的摇滚乐，还有商贩叫卖声、啤酒瓶子咣咣落在草坪上的声响。“看上去十分冲突的文化元素，在这里却被巧妙糅杂在一起，这正是音乐节的神奇之处。”王烁说。

王烁们怀念着那个只存在于香山的乌托邦。

之所怀念，是因为再也回不去了。

生意

“窗外的动物从猪看到人，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分不清哪个是人，哪个是猪。”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最后都成了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动物庄园》的模样。

2004年，迷笛音乐节走向户外，开始第一次收费，公园门票10块钱一张；次年，这个价格涨到了30块钱，但只管一天，想要玩4天，那是100块钱。

乐迷曾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争论核心不在于票价，而是收费与否的形式问题。有乐迷在网上发言，“迷笛变质了，一点也不共产了”；一支大牌地下乐队更是直言：“迷笛若收费，从此便再也不参加音乐节了”。

这番讨论在当下看来似乎没有多少意义，甚至会被当成“笑话”去消解。

就在迷笛困于收费问题时，同年8月8日晚，贺兰山摇滚音乐节落幕，负责演出的策划人黄燎原对媒体宣布：“摇滚乐终于不赔钱了”。

2016太湖迷笛音乐节 受访者供图 摄影师：ZERO宇轩

黄燎原回忆，当时一名房地产商给音乐节赞助了400万元，就想做个宣传，“想着赔个两三百万元，人别太少就行了，根本没指望赚钱”。但最终票房让双方都大吃一惊：收入680万元，净赚280万元。

当然，票价也是票房的重要贡献——该音乐节单日150元的高票价，证明市场逐渐接受音乐节。

人们开始意识到，音乐节可以成为一门真正的生意。于是，在2007—2014年间，音乐节市场开始了持续井喷。

2009年，迷笛从北京向外拓展至镇江；热波传媒则在成都举办了热波音乐节；时任《音乐时空》杂志社主编的李宏杰在张家口创办了张北草原音乐节......音乐节的声音不断在北京城外出现。

与此同时，另一个影响当下音乐节市场的巨头——摩登天空创办的草莓音乐节诞生了。同样在北京的雕塑公园，首届草莓音乐节邀请了国外独立摇滚乐队Deerhoof，以及国内的声音碎片、宠物同谋、脑浑乐队等，还有张楚、王若琳、曹方、老狼、周云蓬等歌手，阵容空前。

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大陆音乐节从原有的年均20场升至40多场。到了2011年，数字已经变成100多场，其中2009—2010年度增幅高达109％。

工具

“人们都很友善，烟递来递去，递到他这里，他没有抽，又继续递了下去。远远地有人把成箱的啤酒运进来，阵势仿佛在运送洪水时的救灾物资。女孩们都很好看，发着光，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世界真好啊……”这是小说《基本美》中，关于音乐节的一个描述片段。

2010年，钟立民在广州办了一场音乐节。音乐节虽小，五脏俱全：11支本土乐队主题、多个摊位组成市集，以及现场的热泪盈眶，满足了对于“音乐节”这三个字的基本想象。

“第一届音乐节虽然赔了些钱，但来了1000多个人，也算是初步打开了市场。”钟立民志得意满，打算继续办下去，做出本土特色的音乐节，却在第二年因理念不合被合作方踢出了主创团队。对方告诉他，“音乐节准备做大，需要流量大咖，不然没法赚钱。”

“短视！现在大部分搞音乐节都是投机者。”回想这一幕，钟立民开始意识到，音乐节的本质变了：从一种文化符号，沦为引流工具。

2010年后，音乐节开始打上生活方式标签，这给它带来了更安全的商业环境以及更复杂的文化形式。

除了摇滚、民谣、流行等主流音乐节类型之外，二次元、国风、电音等细分领域的音乐节数量不断增加。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关于迷笛音乐节报道中，张帆也提及，“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摇滚演出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一种户外生活。”

偶像团体SNH48献唱草莓音乐节

草坪、阳光、露营地，在拥挤的人群中邂逅白衣飘飘的年轻女孩；在夜幕拉下后，买来各色冷烟花点燃；在酒精的催发下，和陌生人手拉着手跳舞，荷尔蒙达到了最高点......音乐节不再单纯是音乐爱好者的集会，而是变成了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体验这种生活是需要付费的，而且价格正变得越来越贵。

2012年，广州430音乐节，最便宜的票价定到180元。钟立民在微博斥责了这类现象，“音乐节不该卖得这么贵！”不到一小时，评论区就收到了1000条批评。

有人说这才是“良性的商业循环”，有人则指责他“就是见不得音乐节好”。对此，钟立民不以为意，“你见过过圣诞节还要掏钱吗？音乐节本身就是一个节日。”

纵观如今的音乐节市场，涨价已是一种行业共识。以草莓音乐节为例，2009年还是80元的票价，到今年五一，最低票价480元，涨了6倍；今年国庆，成都仙人掌音乐节最高票价1388元，而在2018年，它的现场票价格仅为300元。

王烁在2012年当了草莓音乐节的票务代理，见证着它一步步走向商业化。

那年头，草莓音乐节门票一张100元，几乎没有卖光过。王烁还得到处去摆摊、搞宣传，推销着让大学生买。“但现在不一样了，凡是草莓音乐节的门票，基本都会在5分钟内售罄，甚至一些票务分销公司会提前大量预购，捂热了再往外放，抬高价位。”王烁说。

乐队经纪人林天金同样深有感触。在对待音乐节这件事上，他更像钟立民口中的“生意人”。“就票房表现而言，以前可能一场音乐节售票上万，大家会觉得这场音乐节挺成功的，但换到现在，售票上万只能是投资商参考的‘标配’。如果你认为音乐节是一个文娱产品，那他就是奔着钱去，这是业内大多数人的想法，销量就是关键、销量就是一切。”

无论如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0元看3天的音乐节再也没有了。乐迷阿海有些失望，近两年的音乐节正慢慢变得让人消费不起。他算了一笔账，从深圳去广州参加一趟草莓音乐节，一个周末连带住宿、音乐节周边花销，至少需花费1400元以上。

“花上千块去看一场音乐节，值吗？”这是包括阿海在内众多乐迷们的疑问。

流量

不知从何时起，王烁减少了去音乐节的次数，她感觉“音乐节不再那么纯粹了”。

2017、2018年间，《中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说唱新世代》等一系列音乐综艺节目的播出，让更多的摇滚乐队、说唱歌手成功出圈，同时也象征着属于音乐节的夏天到来了。

2020年的疫情过后，音乐节市场迎来第二次井喷，人们压抑许久的情绪急需释放，音乐节成了一个“泄口”，草莓、麦田、迷笛这类头部音乐节一票难求。

大批流量涌入，办音乐节成了一件“不只是跟音乐相关”的文化活动。近些年，某景区、某大型游乐园、甚至在一些房地产商开新楼盘时，都会出现音乐节的身影；卫生巾、避孕套等商家的冠名赞助，取代了原本音乐节的啤酒广告，更多资本商人们盯上了这块肥肉。

有知名乐评人这样形容现在的音乐节：“音乐公司透过音乐节来赚钱，举办城市透过音乐节推动城市形象与观光旅游，地产商透过音乐节给未来楼盘挂上文化标签。”

引流是音乐节的天然优势。大量的人聚到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计算音乐节的收入绝对不能只算门票及衍生产品。音乐节对周边产业经济的推进，才是其存在的重要意义。”钟立民解释，当年广州增城音乐节期间，几大啤酒厂5天就卖出20万瓶啤酒，创下纪录。

地方政府搭台，文化机构唱戏，一般情况下，赞助商或者投资商会设定一个人数kpi，“搞手”们只要保证完成既定目标就行。由于亏的也不是自己钱，请流量明星就成了最省事的做法。

一台音乐节里面有流量明星在，就能快速获得票房和知名度，甚至有音乐节为了保障票房，安排SHE、陈楚生和李宇春这样的歌手和摇滚乐队同台，导致了乐迷间出现分化。

阿海无法理解那些疯狂叫喊偶像名字的粉丝。“有些网红就是来打卡拍照的，可能根本不听音乐，不在意台上演出的人是谁；有些粉丝，在偶像出场时尖叫声盖过音乐，表演结束后就扔掉旗子四处散去，嘴里念叨的只有上过综艺的乐队。”

韩国女团EXID在草莓音乐节上表演

3年前，林天金带着旗下小雨乐队参演某场音乐节，排在后面的是陈粒，咖位更高。在乐队表演的歌曲间隙，粉丝们就已经举着灯牌，把前排给霸占了。

“他们不停高喊偶像的名字了，最后我们的乐队主唱不得不停下来，不断提醒观众，享受音乐。”林天金说，“当时我们就在想，人红真好。但这个市场就是这么残酷，你没办法。”

另一方面，一些音乐节约定俗成的惯例：搭肩膀开火车、在人群中跳水、互相（不暴力的）撞人，在偶像粉丝们看来同样很难接受，却不得不被迫参与其中。“也因为这样，音乐节的粉丝被划分出各种阵营，大家尽可能圈地自萌，避免发生语言冲突。”阿海说。

是流量毁了音乐节吗？阿海说不上来，他只是想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但现在满大街都是流量明星，主办方们也都在做最大公约数地迎合流量。“只能说一部分人的幸福存在于未来，另一部分则永远停留在过去，而我属于后者。”

“如果非要怪谁的话，还是只能怪乐迷本身”。在林天金看来，把“流量”请到音乐节，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市场行为。音乐节主办方不请流量明星、网红乐队，找一些丰富多元化的艺人来参演，情怀和理想是到位了，但观众又不来买票，这怎么行呢？

寻找下一个乌托邦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创始人迈克尔·伊维斯说:“人们不过是渴望在这里（音乐节）过上几天返璞归真的生活，顺便听听音乐。”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大家手持啤酒，大家不约而同，大家一起走向音乐。

可当一切都以赚钱、引流为目的时，音乐节市场也逐渐走向了虚假的繁荣。

据《第一财经》报道，2019年，80%的中国音乐节仍然无法盈利。另据音乐财经统计，中国音乐节最活跃的这几年，仅有39.3%的品牌能存活。投入高、运营重、盈利难，正式成为一门生意之后，音乐节像其他所有资本进入的行业一样，马太效应严重，市场向实力雄厚的巨头和大平台倾斜已经不可避免。

张帆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全中国一年有100个音乐节都不算多。如今，全国每年开办的音乐节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数据显示，2017—2019年间，国内音乐节总数稳定在250场以上。但这当中，到底有多少真正在办音乐节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音乐节。”钟立民认为，现在的音乐节在一定程度上是本末倒置：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名为“音乐节”的商品，相同的阵容、没有灵魂和延续，目的只是用这个噱头去赚钱。

人们急于寻找下一个代表“乌托邦”的音乐节，回到90年代所谓中国摇滚最辉煌的时代。

王曼对此不抱有幻想，也不会去强求所谓的“文艺复兴”。在她看来，一个行业的兴衰成败也不是朝夕之间的事，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的初心。“不管是扎堆的泡沫也好，还是灭亡后的重生也好，肯定还有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一直在推动这个行业往前走，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伟大复兴。”

钟立民希望见到音乐节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不是把一株花遍地去插，而是每个地方开的花都不一样。”“有延续、有灵魂，对于大众足够包容”，这曾是他对音乐节美好范本的想象，但在当下商业味渐浓的环境下，却成为了难以再寻的乌托邦。

（王烁、钟立民、阿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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