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降速的时代是否支撑我们建立更宽容的假日制度、释放出更多的公共假日？国家和城市应使用什么机制来实现这样的政策改进？

作者 |魏翔 王鹏飞

封图 |图虫创意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所积累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减弱，迎来残酷的刘易斯拐点。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1急速下降到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的1.3，已低于2.1的世界人口替代水平。人口降速已成不争之现实，也成为未来中国公共政策调整的发展的基点。

与此同时，假日制度是中国人十分重视的一项公共政策。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几乎所有国人的神经和身体都经历了高压，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以单纯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投入为代价，而是需要更多的创新创意投入。显然，创新创意的产生来自于人们能在更充裕的假日中得以休养生息、悠然卒岁。但是，人口降速的时代是否支撑我们建立更宽容的假日制度、释放出更多的公共假日？国家和城市应使用什么机制来实现这样的政策改进？我们研究组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站在人口降速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效释放更多的宏观假日，将有利于我们达成消费结构优化的经济目标，比如，更有效的假日有利于人们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这会进一步拉动数字经济、新基建等科创制造业的订单生产。

一、人口与假日：中国为什么一减一增？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严禁节育、提倡节育、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等政策阶段，生育政策的转变和调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育率和人口结构。虽然学术界对近年来中国低生育率的相关原因存在争论，但对生育率明显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具有一致性认识。据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65亿。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中国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异常突出，老年抚养比引起的抚养负担将持续攀升。

在人口降速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公共假日水平又是如何发展的呢？总体上，中国的宏观假日走出了和总合生育率背道而驰的态势，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历年总和生育率和假日水平关系图

数据来源：总和生育率数据来自陈卫和段媛媛发表在2019年《人口研究》第1期的《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与趋势》，假日水平数据来自国务院的历年假日调整文件。

注：时间节点的选取，一是依据1994年、1995年、1999年和2007年的假日政策调整，二是依据1982年计划生育、2013年“单独二孩”和2015年“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假日水平的测算并未将个人的带薪休假计算在内。

在生育率单边向下的格局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假日水平不断提升，先后经历了6天工作制（1994年以前）、“双休—单休”循环制（1994年）、双休日制度（1995年）、“五一”、“十一”黄金周制度（1999年）和取消“五一黄金周”、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三个节假日（2007年）等制度变迁。至此，我们已经拥有了115天的公共假日。这已经不是一个很低的水平了。在国家层面制度性假日方面，我们甚至和美国、日本相当接近了。

那么问题来了，在人口不断降低的形势下，为什么我们的假日福利依然会不断增长？原因是什么？这样的态势有望扩大吗？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人口经济学，人口降速必然带来劳动供给减少。那么，为了减缓劳动供给的持续下降，就应该增加工作时间、变相增加劳动供给。也就是说，人口降速时休闲时间或假日时间应该减少而不是增加。中国是不是该“回归”这样的经济学原理呢？

新古典人口经济学在历史上得到过不少次验证。然而，随着更多的经济体从工业化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创新而不是要素投入，新古典人口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减弱了。我们的理论模型证实，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质量”四个字。

具体而言，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通常会带来人口降速，这是因为人们对孩子的质量和养育质量越来越在乎，而不太在意孩子的数量了。“精养”代替了“多生”，人口增速自然下来了。要提高养育质量，父母就需要更多、更有效、更优裕的闲暇时间。而国家层面的闲暇时间就是公共假日。即，人口与假日之间的质量链条是—“收入提高—人口降速—生育质量提高—闲暇需求提升—公共假日增加”。

由上可知，如果一国想在人口降速后提高人口质量，从而保证用人力资本和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靠劳动力数量来推动增长），那么，国家就应该提供更充裕的公共假日。相反，如果这个时候遵循新古典人口经济学的做法减少公共假日，就极有可能阻断经济升级的道路。

有人会问，人口降速后提高假日水平，劳动供给进一步下降怎么办？是的，增加假日水平会降低劳动时间供给，但是，需要注意，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不是单纯的工作时间长短或劳动力数量，而是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效率。实现创新增长，恰恰需要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科技投入的占比、降低劳动投入的占比。

并且，在人口降速时提高假日供给还能优化消费结构和提高消费质量。一方面，从投资驱动转向内需驱动需要更为充裕的假日来保证大众消费；另一方面，消费的源泉是收入，人们在假日闲暇中通过教育、学习、文化娱乐、旅游休闲、运动康体等不进获得生活质量提高而且获得人力资本提高，这就提高了劳动力的产出效率和边际收入。实际上，现代经济体中人们的收入增幅和收入预期取决于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的质量只有少部分是在工作中积累的（比如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更多是通过闲暇时间中的教育活动和兴趣活动进行高效积累。

因此，从人口的长期趋势看，我国的假日水平有进一步适度增加的必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增加公共假日的数量，而是需要增加人们的实际假日水平。比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完善弹性工作制等。

二、机制与效果：增加假日带来了什么？

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时，人口和假日的关系为什么需要突破“新古典传统”？内在机理是什么？弄清楚其中缘由，对各个城市如何在人口低速增长期调整和改良自己的公共政策会有启示作用。

在人口降速时提高假日水平会触发以下机制，带来不同的社会经济效果：

（一）通过消费升级来保证高质量发展

当出生率降低时，人口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其中，“少子化”会带来家庭抚养成本上升，而“老龄化”带来人口抚养比提高。为此需要提高对少儿和老人的养护质量，这就需要增加有效闲暇。与此同时，如果产出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也同样需要提高人们对文化、运动、娱乐、旅游、休闲、学习等等“耗时型”服务消费的能力，显然，这类消费需要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提高假日水平是在人口降速时保证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

（二）通过提高生活质量来促进劳动效率

生育率降低的原因是收入增长，尤其是女性的收入增加（直接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增）。因此，现代社会的人口降速往往意味着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了，进而对假日闲暇更加青睐，为此宁愿放弃加班，这就是经济学常说的“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back-warding labor supply curve）。之所以国家应该鼓励提高闲暇来保障生活质量（如布兰查德所说的“欧洲偏好”那样），是因为更高的生活质量能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一个寄望于创新增长的国家，最需要保护和促进劳动生产率。

（三）通过培育早期人力资本呼应人口质量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通常与人均产出提高、子女抚养成本上升伴随发生。此时，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抚养质量和人力资本投资，即分配到子女身上的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明显增多。特别是非认知能力在儿童人力资本领域得到认可后，家庭在时间配置上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时间投入。因此，亲子旅行、儿童陪伴成为家庭时间配置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人们在可能的“工作-闲暇” 选择空间中更加偏向闲暇选项，是为了提高孩子的早期人力资本，这也呼应了人口降速带来的“精养少生”人口质量理念。

综上可知，在人口增长放缓之时，提高最优假日水平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果。政府因势利导进行假日调整、适当提升假日水平有利于刺激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者，增加假日时间放宽了消费的时间约束，有助于发挥假日经济效应，从而提振消费。二者，增加假日有利于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育质量，为创新增长提供微观基础。

三、经验与证据：世界各国是什么做法？

中国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人口—假日选择上走出的“剪刀型”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具有一般性？世界主要国家对人口低增长的均衡反应是否是提高假日水平呢？为此，我们采样了世界上138个国家20年的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分析。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

我们重点关注人口变动框架下各国的国家假日水平是否做出了最优反应，因此，我们构建了相对假日水平做为目标变量，相对假日水平（HR）=假日天数/全年天数*100%。在控制住各种相关因素后，我们看各国的出生率（BR）对假日水平的影响方向是怎样的？

通过进行一系列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我们发现，给定外界环境条件，各国的出生率与假日水平负相关，也就是说，最近20年来，当该国的出生率下降后，该国为了实现高效增长，最优的应对之举都是适当增加公共假日以提高个体福利和个体效率。

考虑到中国是个储蓄率很高的国家，于是我们考虑到，高储蓄率是否会在人口-假日关系中承担传递角色？于是，我们加入储蓄率后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储蓄率的变动确实会影响出生率对假日率的作用。具体而言，出生率下降会带来储蓄率的上升，进而提升假日闲暇时间。实证显示，出生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假日水平增加的概率有望提高17.2%至22.8%。

有意思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对人口降速显然做出了不同的政策应对。分地域的分析显示，大多数非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出现人口降速时不太注重人口质量的提升，因而对公共假日福利的保障性提升并不敏感。这也说明，在经济发展尚未跨过门槛阶段时，数量型发展还没有让位于质量型发展。

当然，由于出生率是一个缓慢变化的“长变量”，因此，对人口变动最出最优假日政策反应的时间通常会滞后5年左右。这表明，在出现人口降速后，通常在3-5年后对假日政策做出相应调整较为合适。

四、启迪与对策：还有哪些政策做法？

在人口增速不断降低的现实框架下，是增加还是减少公共假日供给应对标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下一步的目标是提高人口质量、生活质量和发展质量，而提升假日水平则有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假日政策的调整牵一发动全局，并非单纯增加假日天数这么简单—简单粗暴地增加假日总量会对已经脆弱的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未来的政策调整需有所为有所不为。

首先，假日政策的调整要善于用结构性手段代替数量性手段。

出生率下降后，家庭对必要性消费支出减少，而对休闲娱乐等耗时型消费增加，对闲暇表现出更高的偏好，对此，与其简单增加假日时间或推行“运动式休假”，不如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积极探索弹性工作制、错峰休息和“2.5天小长假”的灵活结构方式。

其次，假日政策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可形成平行共振。

国际经验表明，低生育率—高闲暇—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环节是在“高闲暇”时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回报率，这就需要我们将假日政策改革和教育政策改革协调互动起来，在“双减”的背景下，引导和探索在假日中“增加什么”？增加的方向是提高娱乐、文化、旅游的“非正式教育功能”，利用文旅融合和科教融合提高闲暇服务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

第三，将假日政策做为生育政策的配套措施。应对低出生率和人口减少的目的不是单纯增加人口数量，而是如何提升人口质量。为此，适当进行产假、陪产假、带薪照护假等假日政策优化就可以做为鼓励生育政策的有力抓手。

（魏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鹏飞系河南大学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博士后。两位作者同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数字新动能研究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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