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这一诞生近三十年的行当，至今仍争议不止。对“知假买假”的行为是否应当支持，其对于净化市场的贡献到底有几何，在对职业打假人的支持与规范、甚至限制之间，如何权衡利弊，平衡各方利益？在司法和执法层面，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明确的度量。

一个普通的职业打假人，是如何打假的？随着越来越多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判例出现，以及市场监管对“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投诉不予受理”规定的出台，职业打假人靠什么生存？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舆论形象？净化市场是否还需要职业打假人？澎湃新闻记者深入备受争议的职业打假人群体，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力图呈现“职业打假人”及其当下的复杂生态。

打假高手：“手一摸就知道什么材质”

5月2日，长沙是个晴天，初夏艳阳高照，却也并不热辣。对于黄平国、胡万昌这对打假搭档来说，适宜的天气，也是他们出门“寻货”的黄金时间。

一大早，黄平国刚起床，胡万昌已经为他买好早餐，在他家楼下等他了。这两个男人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买买买”。只不过，他们瞄准的是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假货。多年的“职业打假”经历，哪里可能有假货、哪些可能是假货，黄平国“门儿清”。

48岁的黄平国精神抖擞地出现了，就着后移的发际线，他理了个时尚的飞机头，身上喷着爱马仕大地香水——这是他的打假“战利品”。曾经，他在全国几大保税店、各大城市的化妆品店，豪购了个遍，爆款产品如sk-II的神仙水、TF的口红、海蓝之谜的眼霜等全买齐了。这里面有一些是彻头彻尾的假货，但价格和官方专柜一样贵，也有些是没有进口手续的走私货，“货是真的，不影响使用”。

“你看这根吸管，真货一定是笔直的，还有这个喷嘴，真货它和瓶口是齐平的，假货就做不到，摸起来是凸起的。是假三分丑。”黄平国顺手拿起一瓶香水，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

黄平国正在“闻香识货”。澎湃新闻记者 谭君 图

“不是吹牛，很多工商执法的都不如我们识（假）货。”黄平国说，“真假茅台，我只看包装，就基本判断得出；衣服料子，我手一摸就知道什么材质。”随后，他拿出一瓶茅台，“假茅台最开始很容易辨别，比如瓶口的红丝带，真茅台是人工绑的，上面的数字在特定位置，造假者根本注意不到这细节。后来造假发展成‘摘帽’，包装是真的，酒是假的。现在更多是瓶身穿孔滴灌，但我拿根银针就可以试出来。”

黄平国在打假领域“摸爬滚打”已经二十个几年头了，他相信，没有时间和经验积累，打假这个本事别人也学不来。作为与知名打假人王海同时代的人，他从初级市场的产品打起，最开始打的是冒充食用盐的工业盐，后来，又自学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价格法》等，甚至某些食品过去和最新的国家标准、某些药品在国家药典中的规定，都烂熟于心。

2008年，黄平国向监管部门举报酸奶中随意添加芦荟违法，后来原卫生部等6部委发布对芦荟凝胶食品的标识规定。2013年，他曝光南山奶粉维生素K1超标逾900倍，这些均被媒体报道。

但他更多的日常，是跟着四时节令去打假。如三月菊花上市，上等品和次等价格相差一倍，是不是有“以次充好”；八月当归成熟，买一批回来送检，是不是有农药残余超标；九月大枣下树，看看市面上那些枣子水分含量是不是超标（过多水分易产生黄曲霉素）。

黄平国在鉴别茅台酒。

黄平国经历了职业打假的“黄金六年”，那时期，他一方面配合行政机关打假，比如在云南，和当地执法机关一起查制假窝点，“一卡车一卡车拉走假酒”。另一方面，买假索赔也赚了不少，“最多的一年，有六七十万元”。

2018年，黄平国宣布退出“江湖”，沉寂了几年，加上一些变故，他的财务状况变得不好，毕竟，打假也是要花成本的，“要花钱买东西，要赚钱，就要买贵的东西。”

“实质性打假”：投入大量成本“买假”，也会检出一堆真的

对于一些职业打假人来说，打假这个事，既是维权，也是生意。正如黄平国所言，打假需要投入，也面临成本与收益的双重考验。

胡万昌在长沙市中心某小区内设有一处存放假货的“仓库”。这是一个10平方左右的杂物间，里面堆满了各种酒、食品、衣服等花费数十万元的货物。黄平国笑他，“一天不买东西就不舒服”。

胡万昌的“假货仓库”一角。澎湃新闻记者 谭君 图

“有些标签上写着100%羊毛，实际一根羊毛都没有。”走进仓库，胡万昌从塑料袋里随手抽出一件吊牌价为2000多元的女装。接着，他又从旁边厚厚的一沓检测报告中，抽出几份翻阅。其中有一份标称100%羊毛，检测结果为16.6%羊毛。

“我是实质性打假”，胡万昌强调，他打的并非产品标签瑕疵或者是低价食品过期问题，除了花钱买东西，他还得花钱做检测。以服装为例，做一次检测需花500元，而做某些食品检测，一次要上千元。

几年前，胡万昌在长沙高端商场买过阿玛尼、LV等知名品牌进行检测，结果还真查出问题，“根本不用去法院，工商一调解，商家就主动赔偿了。”

但后来，服装箱包等非食品领域的“知假买假”不太被支持了。2017年5月，最高法在答复人大代表时称“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再加上，这几年，市场监管部门基于“牟利性”的认定，而基本不受理职业打假人投诉。因此，黄平国对胡万昌那批衣服的索赔不太看好。

不过，胡万昌说，前段长沙消费者罗女士在国金中心LV专柜买到假包获法院判三倍赔偿的新闻，对他的打假索赔起到了一点作用，“有个高档商场的商家主动联系我赔偿了。”

“其实，我们是‘疑假买假’，而不是‘知假买假’。我们买的东西都拿去做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报告，也是一堆一堆的，因为我们不是神仙。”胡万昌说。

他的“仓库”里，除了衣服、食品，最多的是酒，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有一次胡万昌买了一批茅台，价值数万元，结果都是真的，被黄平国打趣了很久。

不过胡万昌对澎湃新闻说，买假酒不是那么难。“有一次我在（长沙）梅溪湖一个酒店里，躺在床上没事干，打开微信‘附近的人’就搜到一个朋友圈卖烟酒的。我问她五粮液什么价，她说950块。我马上买了三箱。因为这个酒拿货价都要980块，她的肯定是假的。后来鉴定果然是的了。”

实质性打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常驻宁波的打假人朱某介绍，他之前瞄准某款大品牌的面膜打假，花了一万多元做了全套糖皮质激素检测，结果没检出问题，“这个钱只能自己出了。”所以，“如果打假没钱赚，就打不下去。那些倡导公益打假、不为赚钱的专家，让他们打上半年，就可以倾家荡产了。”朱某说。

职业打假人并不回避“公司化”、“规模化”运营。行业金字塔顶端的王海，名下经营着北京和深圳的两家职业打假公司，团队二三十人，以律师为主，通过为企业和消费者索赔获得千万元级的营收。去年，他将辛巴直播带货的假燕窝“打掉”。

王海告诉澎湃新闻，为了打美团的垄断，他们还在美团投资开了六家外卖店，“现在还能搜到2个”。为了打食品中的违法添加，他们买了上千万元的检测设备，建了实验室。

“我们投资的外卖项目还遇到过‘假打’，中关村店五六个寸头小伙，吃白食的投诉吃出26厘米长的头发。”王海说。

王海在他的实验室 来源：王海供图

风向变了：“牟利者”标签如同套上的一副枷锁

在职业打假人而言，打假风险可分为三种：买不到假货的风险，索赔不成的风险，遭遇打击报复或者被刑事追究的风险。

对于实质性打假而言，被报复的风险不可小觑。举报了600起食药违法案件的陈胜金表示，其实家人一直反对他打假，“怕我被别人报复。”

从业多年的职业打假人冯志波说，“有些商家赔钱后说几句威胁的狠话，这个都可以理解，也极少有商家因为赔钱后而来上门行凶的。”

在黄平国看来，随着经验积累，第一种风险可减少，第三种风险相对可控，现在最大的是第二种风险，且越来越大。社会舆论对于职业打假的风向也在变。

多名职业打假人将社会反打假的原因归于“打假队伍”的变化。

“真正的打击假货，对社会有帮助，没有什么好说的。关键是一些打假‘人’的问题，挣过分的钱。”一位资深打假人表示。

“2015年新《广告法》刚出来，马上网上就有一份所谓的极限词名单，很多小白就根据那份名单‘打假’索赔。”常年在电商平台打假的朱某介绍。“吃货”、“羊毛党”、“撸界”，这些直奔“索赔”这一纯粹目标的群体的出现，使得打假变味了。

同时，随着这个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职业索赔”这个区别于“职业打假”的称呼，由此出现，并在一些场合代替了“职业打假”。

陈胜金很困扰于“职业索赔”这个叫法。在申请举报奖励时，他被一些行政机关以“牟利不正当利益，该利益不具有合法性”为由拒绝给予奖励。今年6月，他把部分打假获得的举报奖金捐赠给了红十字会，体现他不是只为索赔，而有回馈社会之心。

陈胜金（右）将他的5000元举报奖金捐给了雅安6·1级地震灾区。受访者 供图

一位早年从事打假随后转行为律师的前打假人介绍，不仅仅是“撸口子”这些薅羊毛的，“职业打假人”群体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三倍、十倍引诱，让很多进入这一行业，导致这一群体里出现很多唯利是图、没有底线的人。一些打假人尚有原则，试图行侠仗义，进行苦行僧式打假，有些人则是地痞流氓混混式缠着商家要钱，更有甚者，用敲诈手段把商家往死里整。与前者两比，后两者不在少数。”一位现已转行为律师的前职业打假人说。

重庆知名打假人、曾被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会授予“做中国良心打假人”事例奖的叶光介绍，他曾想过建立打假人制度，“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都是经过培训的高素质人员；律师不合格的，也可以吊销资质，而打假人却缺乏管理机制。如果有良心的打假人能被组织起来，既为国家节约运行成本，又能为消费者维权多好。”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当下，“牟利者”的标签，像一副枷锁套在了所有职业打假人身上。“一些判决怎么能连真正向假茅台酒索赔都不支持了，那不是让造假分子更猖狂？”胡万昌表示难以理解。“一些职业打假人的自身素质有问题，咱们不回避、不否认，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山东职业打假人纪万昌说。

为了锁定证据链，职业打假人购物时常常携带手机拍摄购物全程。然而在一些判决的认定中，购物携带手机录证据，明显就是为了取证索赔牟利。而如果没有全程证据，商家又很可能否认假货由其售出。

“没有视频说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有视频证据你就是职业打假人，是牟利，不支持。”胡万昌说，职业打假人陷入两难。

“进行证据保全维权，就说你不是消费者，不保全的就说你证据不足。”王海进一步说。

夹缝中生存：靠证据突围，售假者却在朋友圈“炫富”

风向的变化，不少职业打假人发现，传统的投诉、举报、起诉的打假“三板斧”，所起的作用在逐渐减小。

今年315期间，胡万昌在长沙一烟酒店买的19瓶茅台，其中17瓶为假。他全程录像，并通过茅台公司鉴定为假酒，但商家仍不承认其售假。商家的这种“死扛”让他的维权陷入困局——他得证明他将酒买回之后、送市监部门之前，他没有调包。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前几天，胡万昌在岳麓山下一家烟酒店买到假酒后，他就站在店门口给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举报，“现在售假分子都非常狡猾，假酒都不会摆出来，监管部门也查不到，现在我抓到了现场，实锤了，他们能不来吗？”胡万昌说。

职业打假人正在购物。受访者 供图

与商家的索赔谈判，也是一种心理暗战。

胡万昌播放了最近一次在向市监部门举报后与一售假商家的协商赔偿录音。烟酒店女老板在电话那头从“退一赔十”还价到“退一赔三”，并承认了售假，“酒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卖给你前面的散的是好酒，后面有8个差（假）的，我心里有数，是回收的，钱我都退你，你去把工商（市监）的投诉撤了。（赔偿）你能少一点就少一点吧。”胡万昌没再坚持“退一赔三”，但还是要自己报的数字。

女老板语带哭腔，“我刚跟我老公吵架，我们本来感情就不好。我的烟刚被烟草查了，也要罚几万，我这店都经营不下去了……”胡万昌打断了她，发出了一个“灵魂”之问：“你明明知道是假酒，为什么还要卖呢？”老板娘顿时收住了抽泣，平静地说，“说实话，你们是不是也是有意来买的？明人不说暗话。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去年也卖过一瓶，也赔了一点钱……”

胡万昌与售假老板的“灵魂”对话。

胡万昌说，假酒十倍甚至更高的暴利，让商家铤而走险，这也是人性。他发现一些售假者在谈赔偿时“装可怜”，但事后在朋友圈“炫富”，“开豪车，高消费，如果不卖假，他们能赚这么多？”胡万昌说，但有好几次，看到商家确有苦衷，他就放弃了索赔。比如一个卖过期食品的，聊天中，老板透露他小孩死了，“赔偿我就没要了”。

朱某告诉澎湃新闻，打假索赔时，除了法律标准外，他也会考虑人情世故。他曾经和宁波一市监所长聊天，“他说，‘攻大戒小，不要成为把别人压倒的那根稻草，对于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应该严厉打击，确实不是故意的，应该给别人机会’，这话我认同”。

前一段，朱某打一个河豚鱼干，后来得知是两个孩子刚创业，进货渠道没问题，确实是不懂，他仅要求他们赔偿了一百元，“毕竟他们违法了，同时给他们提个醒。”

在胡万昌和黄平国看来，打假有段位，层次有高低。对于圈内有些打假人“每次只买不超过60元的东西”，专挑标签瑕疵问题进行十倍索赔，两人也看不来。“打那些小店铺没意思，人家本来就是小本经营，有些店主还是老人家，只是讨个生计，有的确实是不懂（食品安全法）。”

“我们打假还是有分寸的。”黄平国对澎湃新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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