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期间，我们总是盼望着，疫情过去就好了，再忍一忍就好了。等到疫情真正过去后，我们才猛然惊醒，原来问题可能并非是疫情导致的，我们错误地归因，经济形势的走向、失业问题的复杂、国际形势的变化莫测，最终都影响我们自己对经济好坏的切实感受。

很多人都关心未来经济发展和局势走向到底会是怎样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例外，经济的好坏关乎着每一个人收入的高低、甚至关乎着人们的工作，从五年前开始，许多人在谈到某个年份的重要性的时候，常常会用“关键”一词来形容，的确，要我自己来形容未来十年整体的经济形势的话，我依然会用关键这个词。

看起来好像每年都很关键，那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我们每年都没有彻底解决它，当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就说明该问题就爆发的风险，因而问题不解决，在我看来，那么年年就可以称之为关键年，决定关键的不是某个时机，而是某一些问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称为结构性问题。

什么是结构性问题呢？言简意赅，就是结构性的，深入到某个事物社会之中的大问题，非一般性可解决，非短期内可解决，问题的复杂、困难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这样的问题只能长期慢慢一点点消化的问题，就被称之为结构性问题。

而未来十年，制约我们经济增长上限的，显然就是这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都符合经济周期理论，是过去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繁荣的背后必然会带有多少的泡沫，杠杆也必然会带来债务，而今天，或许是到了该显现出来的时候了。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一位朋友问我目前的状况是不是不容乐观，他现在是贷款买的房，没有存款，工作很稳定，但他始终感觉会有大事件发生，会断贷，于是最近想着要把贷款房卖了，又怕卖了房货币就大量贬值，于是让我给参考参考。

这看起来是一个个人问题，但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走向。在疫情期间，的确有很多人都在这么做，去年一年全国吸收存款17万亿元，人均往银行里存了一万多元，这不是说去年疫情很多人的收入还增加了，而是人们卖房、卖股票多出来的现金流，因为“无处可去”，于是选择把钱放在银行，属于妥妥的避险资金。

到现在四月份为止，17万亿的新增存款，并没有在消费市场掀起特别大的浪花，这说明人们的消费复苏意愿并没有那么强烈，反过来也表明人们的不确定性依然很严重，甚至比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感还要更大。

所有人都以为疫情一放开，什么都好了，经济会好、外贸会好、房地产会好、万物都会欣欣向荣，这是人们的期望。

但现实情况恰恰并没有来的这么快，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心底的恐慌和信心的丧失。尤其是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隐隐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债务。

例如地方的城投债问题，路透社的分析说地方债务高达九万多亿美元，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当中，一些地方要求银行给予债务展期，下调贷款利息。

根据国际信誉评级机构惠誉国际的数据显示，地方通过融资平台今年到期的海外债券金额增加至7900亿美元，这是自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地方的捉襟见肘又和房地产市场的冷门密切相关，当卖地开始萎缩的时候，地方收入就会大打折扣，因而当土地拍卖收入急剧下降，地方的债务压力就会立刻开始显现。

未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分化，大量的三四五线城市的房价下跌，土地出让金难以为继的时候，债务问题可能有随时爆发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内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暴涨，已从去年的57万亿增加至66万亿元，这几乎相当于我们总GDP的一半。

过去很多地方大兴基建、搞投资，都是为了拉动GDP，但投资的回报率可能各不相同，个别投资甚至可能会带来亏损，拆了修、修了拆，虽然GDP上去了，但投资回报率可能一降再降，这至少说明，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或者说投资回报率已经肉眼可见的见底了，红利几乎殆尽。

对一个尚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这无疑是危险的。

近几年地产需求下降，土地流拍，这就导致原抵押土地估值下降，于是银行就要求地方提供更多抵押物，或提前还本付息，没有开发商买地，于是城投公司和国有开发商参与土地竞拍，保住地价。

但城投也缺钱，于是发行城投债，地方发债注入城投购买地皮盖新房，只有新房价格不能跌才能保证城投收益得以还债和继续买地，于是2021年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做“恶意降价”，个别新开楼盘开发商恶意降价，扰乱市场经营，这当然就是要不得的。

债务本身不危险，但危险的是对债务加杠杆，城投用土地做抵押，向银行借钱，而借条又在银行主导下，向投资信托公司发行信托基金，然后投资信托基金再发行股权私募基金，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

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印钱，用更多的钱来稀释掉这部分债务，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基建和房地产已经很难再被作为资金的蓄水池了，钱如果不能留在房地产而留在市面上，那就会让通胀瞬间起飞。

如今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印钱之外，还剩下一个最稳妥的办法了，那就是开源节流。

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地方开始精简编外人员了，这是其中一个信号，未来还势必会把赚来的钱，拿去填补债务的窟窿，这么做可能会很难受，毕竟和过去的做法不一样了，但如果不这么做，只会更难受。

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偿还，不管是企业和个人，哪怕是利率降到零，也没人愿意借钱投资、消费、扩大生产规模，这是因为债务太多太杂，人们不得不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把赚来的利润，拿去填补杠杆。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增长。

现在我们都在说今天是存量时代，什么是存量时代呢？其实就是没有增长空间的时代，我们现阶段到达了增长的天花板，因而被称之为存量时代。

增长对于经济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大家都想着促进增长，但增长恰恰有时候又是很难通过人为的刺激去刺激的，尽管有时候这么做很有用，但我们事后看，就不容易判断，自己刺激的究竟是增长，还是虚假的繁荣。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斯密增长模型”：经济发展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劳动分工，而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分工深化，分工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市场规模，如此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由这个模型我们得知，眼下我们可能困在了收入水平提高上，因此导致了市场规模无法进一步扩大，因而增长陷入缓慢。

但这个模型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并没有给出驱动整个“斯密增长模型”的根本动力。显然，市场不会自己扩大，分工不会自己加深，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更不会自己发生，究竟是谁让这一切成功实现的呢？

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在增长竞赛获胜的国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奔走于各个市场之间，精明地寻找着各个市场间的价差，并试图用新产品、新服务赢得消费者，而这群人就是企业家。

企业家的最大特性就是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创新精神，但今天我们一直在高呼企业家精神的回归，联想到前段时间马云回国，这方面的问题显然我也意识到了。

要想让经济高质量地增长，创新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企业家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难能可贵。

过去四十多年，国内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几乎所有市场都处于严重不均衡状态，套利空间无处不在，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无论是劳动、土地还是资本，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模仿总是比创新容易，别人在前面修路，我们在后面跟着走，我们走得快，一点也不奇怪。借助西方发达技术和创新产品，加上国内巨大市场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这给早一批企业家提供了大量的套利空间，这正是过去四十多年来高速增长的原因。

但是，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国内经济的套利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这是过去几年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第一，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第二，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步丧失；第三，过去快速发展造成的对环境的欠账需要弥补，也让制造业成本上升。

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市场趋于均衡的情况下，靠套利很难继续赚钱，也很难维持原来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今天生意越来越难做，因为市场越来越趋于均衡，那么未来的增长靠什么？

答案是只能靠创新。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配置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

由于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当企业家和投资者具有长远考虑和相对稳定的预期时，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投资。

因此，创新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远大于套利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

这就是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解决的难度，也是“结构性”级别的。

失去增长无疑是可怕的，这就好比你家门口原本有两家包子铺，如果第三家想要进来，那么可能只有打败其中一家，亦或是被这两家所打败，因为市场是有限的，要想让顾客来买包子，你就必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未来十年的中小微企业、个体户的生意可能会越来越难做，如果不能具备创新的土壤条件，未来个人的工作和收入，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军工可能会是未来经济的增长点，与此同时那些被卡脖子的行业，也能够得到一个较好的发展。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短期内再也回不到那个年均增长9个点的高速增长时代了，那时候人们永远都对未来满怀期望和乐观，人人都充满着干劲。

未来十年，防范风险可能比经济增长要重要得多。不增长仅仅只是意味着停滞，一旦发生结构性风险，那就意味着倒退。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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