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是世界上大豆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总量的90%。当前，全球60%的大豆出口面向中国市场。这种巨变，是国际资本介入并操纵大豆产供销链条的结果——大豆一步步沦为跨国粮食大鳄的敛财工具。

那么，国际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大豆种子及种植、贸易、加工等各个环节？在获取暴利同时，资本如何损害了豆农和消费者的利益？对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又造成了何种危害？

(资料图)

文 |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李亚飞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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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豆王国”到进口依赖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在我国种植已有4000多年历史。直到二战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豆生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据世界大豆产量的90%。

中国的亚洲邻居（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和尼泊尔等）也开始种植大豆。

约在18世纪上半叶，欧洲开始种植大豆。

1765年，大豆被当作“中国的野豌豆”首次介绍到北美殖民地。不过，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豆才在美国真正“起飞”。在接下来的50年中，美国主导着世界大豆生产。1961年时，美国生产的大豆已占世界总量的68.7%；中国居第二，产量份额跌至23.3%；其它国家的大豆加在一起约占8%。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大豆农业在拉丁美洲飞速发展起来。

在1974年和1998年，巴西和阿根廷的产量相继超过了中国；2002年，两国总产量超过了美国。到2011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仅仅只有5.55%，而美国的份额是31.88%，巴西为28.67%，阿根廷为18.73%，其它国家达到历史新高的15.16%。其中，印度的产量达到1228.2万吨，比2004年几乎翻了一番，相当于中国产量的85%。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大豆消费量在逐年攀升。1964年消费量不到800万吨，到2010年已经跃升到近7000万吨。这个数字还将继续上升。

与消费量迅猛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豆的生产量，从1964年到2010年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巅峰时期也不到1700多万吨。2010年，中国大豆的生产量不到1500万吨，而消费量却高达7000万吨。2021年，国内大豆产量为1640万吨，消费量10872万吨，中间的差值依赖进口。

实际上，中国大豆基本不需要进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后，大豆进口迅速增长，到2011年，中国进口大豆占消费的比重已经达高达80%以上。2012年，中国进口了5838万吨的大豆，比上年增加1.53%，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从全球大豆交易来看，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还微不足道；到20世纪最后两年，中国市场的份额才超过10%。然而，从那时以后，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中国市场比重呈跨越性增长。现在，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60%都涌向中国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2010年，荷兰的拉博银行发表了一份题为《全球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的报告：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冷冻鱼、羊毛、棕榈油、棉花等各种农产品，但最大宗的农产品交易是来自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的大豆，三者的总价值达200亿美元左右。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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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介入，由食物到商品

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大豆生产最大基地，当时国家间少有大豆贸易。引起之后大豆生产区域和大豆贸易巨大变化的，正是跨国资本的介入。

以日本的三井物产、丹麦的宝隆洋行、俄国犹太裔商人创办的罗曼·卡巴尔金父子公司等为代表，1908年，它们开启了向欧洲出口大豆的贸易。有了资本介入，大豆就不再是单纯的食物——不再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能够提供食用油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能够为资本家谋取利益的商品，最大诱惑在于它适合资本密集地大规模栽培。

目前，大豆生产集中在4个国家：美国（35%左右）、巴西（34%左右）、阿根廷（11%左右）与中国（5%左右）。四国的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九成。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在其它地方，到大豆产地看到的往往是一望无际的大田作业。

而大豆及其产品（豆油与作为饲料的豆粕）的消费遍布全球，只有经过大规模的跨国贸易，亿万生活在其它国家的人们才能消费大豆与大豆制品。这样一来，从资本投入到种植、到贸易、到加工、再到消费，产供销链变得层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那么，谁控制着大豆供应链？

资本是助推世界大豆产供销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在数以百万计的豆农与数以十亿计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长长的大豆产供销链条，每个环节上都有跨国公司的渗透。它们上下通吃，不放过产供销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从而谋取利润最大化。

跨国公司，是控制大豆产供销链条的主体。

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拥有雄厚资金的投资者（包括大公司、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信托、银行）可以于数秒内在世界范围内动用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寻求最快和最高的回报。

为了追求稳固的长期投资收益，金融投资者将大量资本投入全球食物生产和农产品贸易。这使得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很容易筹得海量资金。利用这些资金，这些跨国公司可以开启新业务，可以收购国内较小规模的公司，可以到世界各国收购大量公司，也可以并购大型竞争者。

这样的能力是个人经济体、普通公司甚至是一些小的国家都不可比拟的。由于具备这些优势，在大豆产供销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基因、种子、农药、化肥、贸易、加工、分销以及零售）上，少数几个跨国公司就足以形成对全球市场的垄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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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国际粮商的共谋

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被称为国际四大粮商。被简称为“ABCD”的四大国际粮商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和90%的大豆交易量，其中，前三家来自美国，后一家来自法国。

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 ( Archer Daniels Midland) ，简称 ADM， 1902年创立，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加工及制造公司，也是全球最大油菜籽、玉米、小麦等农产品加工厂商。

邦吉成立于1818年，是全球最大油籽加工商。

嘉吉成立于1865年，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

路易达孚成立于1851年，一家全球领先的农产品、食品贸易与加工企业，业务足迹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

ABCD之间的横向联盟十分常见，如路易达孚与ADM在1993年的合资项目，邦吉与嘉吉在1995年的交换合作，路易达孚与嘉吉在2001年的合资项目等。

之外，由于ABCD控制的环节存在差异，它们通常会组成形形色色的联盟，从合资、合伙、长期合同协议到其它形式的战略联合。

总而言之，这些联盟体现的是它们之间的共谋而非竞争关系。这些战略联盟并非由某家企业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由多家企业形成非常紧密的合同关系网络，以便增加它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各个环节的控制。

例如，ADM与制药及生物技术跨国公司诺华的合作。一般人只知道诺华是世界制药巨头，其实它在农用化工产品方面也是一只隐形大鳄，涉足全球市场。2000年，诺华集团农化产业与阿斯利康农化产业合并组建了先正达公司。

再如，1998年，早已名声在外的孟山都与嘉吉各出资50%，组建合资企业——瑞耐森有限责任公司。

这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与经营策略非常不同，却走到了一起，目的是将孟山都在种子和生物科技方面的优势与嘉吉在粮食加工、销售、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

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投入企业（农药、化肥、种子、生物技术巨头）与世界上最大的粮商（从事贸易、加工以及市场营销）联姻。前者需要后者遍布全球的处理与加工设施，以保证使用它们产品的生产者拥有下游市场；反过来，通过加强与上游合作伙伴的合作，跨国粮商也可以强化它们对豆农与原材料的控制。

在这些联盟内部，不存在开放市场的问题。因此，在整个产供销过程中，竞争与价格发挥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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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鳄”们的全球布局

这些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大鳄们大有斩获。如果以1999年作为起点，到2012年，ADM的净销售额增长了4.8倍，邦吉的净销售额增长了7.55倍，表现相对最差的嘉吉净销售额也增长了2.93倍。这些跨国粮商利润水涨船高。从2001年以后，ABC三家的利润都大幅攀升，与此前的1996～2001年间形成鲜明对比。

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Group）从不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只有它旗下的大宗商品公司（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偶尔公布销售业绩，在短短四年间（2008～2011年），其净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

最新数据是，2021年，四大国际粮商营业收入总计近3300亿美元。其中，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以852.49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取得120年来最好业绩，邦吉和路易达孚全年利润较2020年均增长超过80%，嘉吉全年营收高达1344亿美元，利润同比增长64%，创公司156年来最高纪录。

这些粮商不直接参与大豆的种植，但它们通过发放生产贷款、修筑交通设施（铁路、公路、港口）等方式，控制了北美与南美大豆生产，使那里的豆农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用大豆来抵偿贷款。国际粮商以相当低廉的价格采购大豆，然后通过国际期货市场，以它们认为合适的价格将大豆再卖出去。理想地讲，它们当然希望采购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距越大越好；但是，为了打垮潜在的竞争对手，它们也会人为地压低销售价，实行低价倾销战略。

另外，四大粮商在信息占有与处理方面更占优势。它们都是全球布局，在世界上各个角落设有专门收集市场信息的机构，与公司总部的信息处理中心实时沟通，由专业人士进行梳理、分析，它们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天全天候运作，为国际期货市场上的买进、卖出决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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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是赢家吗？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进口国的消费者也能搭车成为赢家呢？

不一定。

只要可能的话，这些公司会把从低价购入得到的好处留作利润；只有为了打开或巩固它们在某地市场的份额时，它们才会让那儿的消费者暂时获益。

不少研究表明，总体来说，农产品出场价格与最终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如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估计，在全球范围的大宗商品交易中（作者的主要例子是农产品），两者的差额越来越大，当时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而跨国贸易公司的垄断行为是罪魁祸首，因为哪里跨国公司的市场影响越大，那里两者的差额就越高。

200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份研究也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者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扩大得很快，尤其是在那些市场集中程度很高的国家。换句话说，消费者迟早也是跨国资本垄断行为的受害者。

真正的赢家还是那些拥有庞大资本的跨国公司。它们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抬高全球市场价格，使自己的盈利最大化。如果这个分析成立，消费者最终也会是受害者。2008年前后，不仅大豆价格飙升，其它粮食的价格也一起飙升。食物价格的上涨引发世界各地出现食物骚乱，并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权更替。

在资本受益的同时，付出代价的是人与自然。

首先，资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的控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大豆生产带，单一作物的种植可能破坏土壤自然微生物成分，造成土壤流失；在那些严重依赖农用化工品的地区，这种危险尤为突出。

更可怕的是，大豆生产在巴西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导致亚马逊雨林被大面积砍伐与焚烧的重要原因之一。仅在1990～2000年十年间破坏的森林面积，就相当于葡萄牙国土面积的两倍。森林的消失释放出大量原本藏于植被和土壤中的二氧化碳。亚马逊雨林被砍伐和烧毁树木因此将这片“地球之肺”变为了“碳排放大户”，使巴西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其中高达75%的排放来自对雨林的破坏。

亚马逊雨林蕴藏着世界最丰富、最多样的生物资源，昆虫、植物、鸟类及其他生物种类多达数百万种。对它的大面积破坏显然同时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最终会危及人类的安全。此外，除草剂的滥用会导致地下水的污染，以及“超级杂草”的出现。

其次，失业和饥饿，大农场取代小农场的后果。

超大土地规模、资本密集、严重依赖农用化学品（农药与化肥）、严重依赖农用机械，这种游戏只有大地主与资本雄厚的投资者才能玩得起。他们从贫困农民手中大肆收购田地，一步步取代小型、多样化的生产方式。

在巴西与阿根廷，最初大豆是在小型家庭农场生产的，规模约为5～50公顷（约75～750亩），后来大豆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农场占有土地的比重越来越低。

近年来，新出现的大豆种植园往往在一万至五万公顷，这意味着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到了大地主与投资者手中。在巴西与阿根廷出现了同样的局面：绝大多数的农场都是小农场，但绝大多数土地都由大农场占据。小农场每8公顷土地需雇用1位工人，而大农场每200公顷才雇用1位工人。

于是，大农场取代小农场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大量的家庭农场主变成了无地农民，现有农场提供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进城意味着栖身贫民窟，留在乡下意味着饥饿。

幸存的小农场不得不严重依赖跨国公司提供的信贷、种子、机械、化肥、农药、销售渠道。它们无法与资金雄厚、全球布局的跨国粮商比实力，在双方博弈中不得不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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