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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年内不再发生疫情的严重反复或者其他大冲击，今年增速达到5%以上应该不成问题。”2月24日，在《财经》杂志、财经智库主办的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如是说。他认为，当前随着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的积极效应逐步显现，我国经济明显转暖，多项指标反弹回升，市场预期持续改善，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普遍对中国经济转向乐观，纷纷调高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总体判断，今年中国有望实现5%以上的增长，如果能够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市场预期持续改善，实际的增速有望高于预期。王一鸣表示，在看到经济明显好转的同时，我们也要对经济恢复面临的困难和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主要面临以下挑战：一是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被抑制的消费需求迅速释放。从春节期间旅游、餐饮、电影、交通、住宿等数据看，消费明显反弹，但消费的持续恢复仍有赖于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和预期的持续改善。当前，居民储蓄意愿仍然较强，今年1月住户存款增加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从投资看，制造业投资受去年高基数和外需放缓的影响，增速或将有所回落。基建投资在专项债支撑下将保持较快增长，但仍受到项目储备和加强隐性债务监管的约束。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望企稳，优质房企资金链紧张状况得到缓解，但房地产企业增加投资的动力和意愿仍然不强。二是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较长时间。当前需求不足仍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但背后是在三年疫情反复冲击下居民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受到系统性损伤，导致居民家庭消费更趋谨慎，企业投资意愿和风险偏好下降，地方政府投资和支出能力减弱，经济体系的信用能力也在下降，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还需要一个过程。三是出口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下行，通胀水平仍处高位，主要经济体出现衰退的风险上升。世界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7%，预计美国、日本经济增速仍将走低，欧元区、英国经济陷入负增长的可能性较大。在此背景下，疫情三年期间，我国明显好于预期的出口增速，今年大概率将有所回落，对经济增长或形成拖累。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产业链调整重构等，外贸出口不仅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还将受到更长期的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第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战争及西方制裁的外溢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能源和粮食价格高位增长，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我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王一鸣认为，当前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需要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为经济重启注入动力。但这些政策要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仍然要以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为重要前提，这需要加强四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提振企业和企业家信心。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提振市场信心重在提振企业和企业家信心，尤其是调动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政策的稳定性、营商环境的公平性、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是影响预期的三个主要因素。因此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要清除有碍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二，提振消费者信心，加快恢复和扩大消费。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消费受疫情的冲击影响最大。扩大内需，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提高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合理增加消费信贷，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等消费。房地产对居民消费有重要影响。房地产市场回暖仍有赖于市场销售的恢复和顺畅的回款，所以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研究出台松绑需求端限制性措施，降低按揭贷款利率，促进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升。第三，提振投资者信心，有效扩大社会投资。稳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扩内需的重要抓手。稳投资关键是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热情和积极性，针对当前民间投资比较低迷的情况，要下决心放开市场准入，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第四，提振外资企业信心，助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要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等。

标签： 货币政策 政策委员会 王一鸣(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