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果的性别差异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对经济精英中性别差异的研究——“前百分之一”——却出人意料地很少受到关注，这可能也是因为缺乏实证数据。

本文利用2006年至2016年德国微观人口普查的数据，调查了个人月净收入最高的1%和家庭净收入最高的2%之间的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性别差异，涵盖了330多万人。

我发现女性只占个人收入1%的14%左右。此外，关于家庭层面，在不到10%的家庭中，妇女的收入足以达到2%的地位。从2006年到2016年，这两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

(资料图)

此外，妇女进入高收入家庭的途径远比男子更依赖其伴侣的教育和就业状况。总的来说，研究结果显示了德国经济精英中巨大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

数据和分析策略

2006年至2016年的德国微观人口普查是我分析的基础。微观人口普查是由联邦统计局(DeStatis)每年收集的1%的德国家庭样本。一旦成为调查的一部分，住户将被跟踪4年。

然而，我不能在科学使用文件中使用这个面板维度。这些数据包含关于社会人口特征和家庭构成的信息。参与调查是强制性的。这确保了几乎没有无响应和通常高的数据质量。

对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分别进行调查，作为24个类别中所有来源的月净收入。尽管对收入和总收入的连续测量是合乎需要的，该数据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对德国的高收入人群进行分类。

关于个人，1.38%的个人报告净收入超过5500€。为简单起见，为了便于阅读，我将这些人称为个人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

关于家庭，如果家庭报告净收入超过7500€，则为2.09%。同样，为了简单起见，我把这些家庭称为前2%的家庭。

除了衡量个人和家庭收入，调查还收集了受访者的婚姻状况、年龄、教育和就业状况等信息。该调查还包含所有这些信息，为受访者的合作伙伴。

此外，我还使用了关于家庭中儿童的信息，以及家庭位于东德还是西德的信息。在按列表方式删除分析中包含缺失值的案例后，我们的分析样本由3，385，892个个体观察值组成。

每个类别的收入等级和观察份额

实证分析包括首先描述性地评估高收入阶层的个人和家庭与低收入阶层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差异，并按性别分类。

这项分析可以提供文献中以前没有提供的关于德国高收入个人和家庭构成的重要信息。我使用了德国统计局提供的横截面调查权重，以便将调查结果推广到德国人口。

最后，我将使用回归分析来研究成为收入最高的1%的人或者生活在收入最高的2%的家庭的相关因素。为此，我分别为男性和女性估计了以下线性概率模型(LPM ):

在哪里教育是一组教育的指标变量，儿童是一套关于家庭中儿童数量的指标，以及empstat就是个人的就业状况。

Z是一套调查年度指标，以及X是一组协变量，即年龄(按类别衡量:25岁以下，5年内达到65岁，65岁以上)，居住在东德，已婚。

这个估计让我在保持潜在混淆因素不变的同时，理清了高收入者地位的决定因素。我在分析中使用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差。

此外，为了对处于前2%的家庭进行分析，我估计了考虑和不考虑伴侣特征(教育和就业状况)的回归，以调查伴侣特征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了这种影响。

我使用LPM来直接估计平均边际效应，它可以被解释为成为最高收入者或最高收入家庭的概率变化，以百分点表示。

谁是高收入人群？

第一步，我描述性地比较了收入最低的99%和最高的1%的人的年龄、家庭特征、地区、就业状况和教育程度，并分别按性别进行了比较。下表显示结果。

我没有发现年龄方面的相关变化。然而，我发现收入分布顶端尾部的男性比底部99%的男性结婚生子的比率更高。女性的情况并非如此，这可能表明男性获得高收入的不同途径，包括市场专业化。

按个人收入水平和性别分类的描述样本。

关于就业，我发现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男性和女性都是高比率的自营职业者，通常都有雇员。

关于教育，在收入最低的99%中只有1%，但是在收入最高的1%中有17%的人拥有博士学位。此外，拥有高等学位的比例也较高。

通过观察案例的数量，一个特别显著的差异变得显而易见:在个人收入最高的1%中，有39，793名男性，但只有6062名女性。该数据还包含关于主要收入来源的信息。

该数据如图所示分别针对1%和最底层的99%。绝大多数高收入者(80%以上)称就业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有一小部分人称资产或家庭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下一步，我将关注性别差异，从调查图中个人净收入分布的差异开始。可以看出，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多地出现在高收入阶层。这一发现支持了关于玻璃天花板效应的文献，该文献发现男性在收入分布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按性别分列的净收入分布

接下来，我调查了前1%的性别差异。下图显示结果。在这个群体中，女性只占12%-14%。这一份额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但基本保持不变。

这支持了美国性别革命停滞的观点和德国。因此，从描述上看，妇女在高收入人群中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收入最高的1%的男女比例

高收入家庭中的性别动态

我现在转谈表中的住户特征。除了表中显示的变量外1中，我添加了一行，在这一行中，我显示了受访者的个人收入是否在个人收入的前1%中。

有趣的是，在收入最高的2%的家庭中，70%的男性，但只有14%的女性，报告收入最高的1%的个人收入。

其他变量的结果与表中的结果相当1个体户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在高收入家庭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比例。

按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分类的样本描述

下一步，我将转向家庭层面的性别动力。我调查一个家庭中女性的收入是否是被归类为收入最高的2%家庭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下图从而显示了一段时间内相应的经验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妇女的收入才能保持这种地位的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从50%左右增加到60%。

这些数字表明，在德国，女性收入对获得高收入家庭地位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美国，而美国的相应比例仅略高于10%。

女性的收入是被归类为高收入家庭的必要条件还是足够条件

谈到妇女的收入是否足以获得高收入家庭地位的问题，揭示了一个不同的画面:在不到10%的家庭中，妇女的收入足以获得最高收入地位；

这一份额几乎不随时间变化，反映了图中显示的个人收入调查结果其中妇女在个人中所占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到目前为止，描述性结果已经为家庭和个人最高收入中的性别不平等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主要结论是:

( 1)女性在高收入人群中的代表性不足。

( 2)这一发现在观察期内没有改变，是性别革命停滞的证据。

(3)在不到10%的家庭中，妇女的收入足以达到高收入家庭的地位。

(4)对于50%以上的家庭来说，必须达到2%的地位。

回归结果

下一步，我运行回归模型来分离变量对前1%状态的影响。我估计了线性概率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我回归到前面讨论的变量中的前1%,同样是分别针对男性和女性。下图显示了个人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结果。

最高个人收入与95% Cis的回归结果

有趣的是，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男性在结婚后有0.8%的概率处于1%的状态。同时，由于大量的观察，这种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对女性来说接近于零。

此外，对于男性来说，有孩子与1%的地位正相关，但对于女性来说没有，因此反映了描述性表格。回归系数的相等性检验表明，各个系数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

在教育方面，博士学位对男性的边际影响是女性的三倍。在就业方面，与女性相比，男性从自营职业中获得的收益似乎也更高。总体而言，回归结果支持表中的描述性结果。

95%置信区间的最高家庭收入的逻辑回归的平均边际效应。

接下来，我再一次谈到数字上的高收入家庭的结果。我从投资结果开始，不考虑合作伙伴的特征。与上图中的结果相比，结果如图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异似乎消失了:自营职业、教育和婚姻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好处，在数量上的差异相对较小。

然而，这些结果可能显示了分类交配: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形成关系，而自主创业可能意味着与伴侣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因此，为了将这些影响从变量的个体影响中分离出来，我现在添加了伴侣的就业状况和教育的变量。

最高家庭收入95% Cis回归结果

这揭示了显著的差异:虽然对男性来说，自营职业和教育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数量上几乎没有减少，但对女性的影响仅减少到不考虑伴侣特征的结果的一小部分，并且与男性的估计系数有显著差异。

这些结果表明，在某些方面，伴侣的特征比她们自己的特征更能影响女性的家庭收入。例如，拥有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伴侣的重要性是女性个人博士身份的三倍。因此，这些发现揭示了女性的巨大劣势。

为了调查结果的稳健性，我进行了几次稳健性检查。LPM有时可以预测二元结果低于0和高于0的概率，这也会影响对边际效应的估计。

95% ci的最高家庭收入的补充对数回归的平均边际效应。

因此，首先，我估计一个逻辑回归并计算边际效应。相应的结果显示在附录图中一流的和主动脉第二声。

虽然与LPM相比，系数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对调查结果的定性解释几乎没有变化：与男性相比，在估计中引入伴侣特征对女性来说仍然重要得多。

第二，因为处于最高收入等级的结果是一个罕见的事件，我额外计算了一个补充的双对数(cloglog)回归以强调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95%置信区间内各地区最高个人收入互补对数回归的平均边际效应。

第三，我调查了调查结果的地区差异。东德和西德在对性别平等和女性就业的平均态度上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东德的性别平等程度更高，进一步表明，东德和西德在女性就业和家务分工的观点上仍有很大差异。

此外，东德婚外生育的妇女比例是西德的两倍。因此，对东德和西德分别重复估算，结果显示在下面。

有趣的是，结果非常相似，表明在这两个地区，妇女进入高收入家庭的可能性仍然不成比例地取决于伴侣的特征。

西德最高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为95%-CIs。

结论

这篇文章调查了德国收入最高的人群，重点是性别差异。结果显示，高学历者和个体户在高收入者中所占比例过大。

关于性别差异，在“1%的人”中，只有大约14%的人是妇女。在观察期内，这一份额没有显示出显著增加的迹象，支持了性别革命停滞的观点。

关于家庭层面的性别动态，妇女的收入对于约50%的家庭实现高收入家庭地位是必要的，对于不到10%的家庭是足够的。

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伴侣的就业状况和教育程度对生活在高收入家庭的机会影响更大，这进一步凸显了高收入者之间的巨大性别差异。

总的来说，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这篇论文的结果与亚沃尔斯基等人的非常相似，他们对美国进行了一项可比较的分析。尽管有不同的福利国家制度和文化语境，两国高收入个人和家庭的性别差异都很大。

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高收入阶层男女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些数据不包含个人职业道路的具体信息，如劳动力市场经验、任期或就业中断，例如，由于护理职责。

此外，金融知识、风险规避或其他(非)认知技能等因素在成为1%的人的道路上可能特别重要，但无法用手头的数据进行调查，因此值得用其他数据来源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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